前不久，安徽省紀委監委發布消息：安徽省供銷合作社聯合社原黨組成員、理事會副主任唐慶明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去年以來，該省供銷合作社系統已有多名領導干部涉嫌違紀違法被查。

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要求，堅決查處資源、土地、規劃、建設、工程等領域的腐敗。近年來，各地供銷合作社系統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時有發生，這些腐敗案件都有哪些特點，查處有何難度？下一步該系統又將如何加大反腐力度？

涉案多為一把手，窩案串案頻發

供銷合作社源于計劃經濟時期，一頭連著“三農”，一頭連著城鎮，歷史悠久，網點廣布，是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農業農村發展、保障商品供給、服務群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近年來，供銷合作社四大主營業務農資、農產品、消費品、再生資源經濟效益明顯提升，對利潤增長的貢獻率均有提高。數據顯示，去年上半年，全系統銷售總額實現2.2萬億元，按照同口徑計算同比增長6.6%，實現平穩較快增長。

供銷合作社是合作經濟組織，組織成分多元，資產構成多樣，既有機關和企業，又有事業單位和協會，大多開展市場化經營，廉潔風險點多，更需要加強監督。

從已查處的供銷合作系統腐敗問題來看，安徽省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總結了如下共性特點：一是一把手涉案較多，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交織；二是利益交織，窩案、串案現象突出；三是權力集中的崗位呈現高風險；四是頂風違紀現象嚴重，涉案金額大，貪腐手段隱秘；五是違紀違法干部在生活上追求享樂，大多存在生活作風問題。

北京市供銷合作系統多名領導班子成員超標準乘坐飛機頭等艙、公車私用，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及下屬企業超標準配備公車19輛，下屬兩家企業領導人員辦公面積超標……在北京市紀委監委第十一審查調查室主任李國良看來，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案件多發，說明該系統少數干部作風不正，“究其根源，還是在于黨的領導缺失、管黨治黨不力”。

據介紹，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原黨委書記、理事長高守良不知何為“四個意識”，臺上講黨課、倡反腐，臺下大肆索賄受賄，對黨的領導不以為然，其他班子成員為個人私利，不履行黨組織賦予的職能和工作職責，對高守良公然違規的行為既不旗幟鮮明反對，也不向上級黨組織反映，有的甚至還刻意迎合。

在個別案發單位，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破壞、流于形式。班子成員不嚴格按照分工開展工作，一把手統管人、財、物、事；一些重大事項決策不集體決策；會議研究違反議事程序，一把手大搞“家長制”“一言堂”，首先發表傾向性言論，或者在參會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以“原則通過”不予采納，將會議決定變成“走過場”。

該系統暴露出的一些違紀違法問題，或與其集體所有制的制度和監管漏洞、制衡失靈不無關聯。

供銷合作社的集體合作經濟組織性質，決定了其資產系集體所有而非國有。在一些地方，當地國資委對其沒有資金監管的法定職責，僅負責其黨的關系和領導干部管理，上級監督缺乏著力點；廣大社員職工對供銷合作社的了解、參與程度低，不能進行有效監督；班子成員內部的監督制衡作用無法發揮，對于一把手公開不執行上級有關決定或執行打折扣等行為，班子成員或不提反對意見，或提了意見也不被采納；監督嚴重缺位，如某地供銷合作社紀委，黨的十八大以來收到97件舉報線索，初核數和立案數卻均為零。

腐敗風險有哪些

“吃點、喝點、拿點購物卡、禮品無所謂，是‘常態’‘小錯誤’，幫助別人介紹項目是‘順水人情’，工作不規范是‘創新’‘變通’。”從浙江省寧波市供銷合作社原黨委書記、理事會主任蔣旭燦等腐敗案件來看，供銷社項目合作開發建設、改制期集體資產處置、內部管理等均是廉潔風險點。

自2013年調入市供銷合作社擔任一把手后，蔣旭燦自認為終于找到了發揮“個人才干”的平臺，就開始盯住項目合作開發領域，在重大項目決策上搞“一言堂”，違反原則、突破底線。如在市供銷合作社開發二號橋地塊項目過程中，蔣旭燦通過特定關系人介紹，接受他人請托，內定不具備房地產項目開發實力的王某某為項目開發合作對象，而王某某在項目開發之初就未按合作協議約定投入前期資金，其所在公司也未按持股比例投入相應資金。最終王某某公司僅出資5000萬的項目拆遷安置費用，就獲得了數億元房產項目的合作開發權，致使二號橋地塊項目開發風險驟增，市供銷合作社集體利益嚴重受損。這暴露出供銷合作社在重大項目決策等權力運行上缺乏有效的制約，接受的監督也存在“盲區”，制度上存在“漏洞”，為蔣旭燦濫用權力提供了條件。

蔣旭燦收受的810余萬元中，發生在工程建設領域的占比超過一半。他在市供銷社與民營企業合作開發工程項目時，對制度規定搞變通、打折扣，甚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明知故犯，以實現其權錢交易的目的。如在市供銷合作社下屬的原市出口茶葉拼配廠改造項目中，蔣旭燦明知招標方案未經發改部門核準，卻擅自決定對該項目采取邀請招標方式，嚴重違反招投標相關規定。王某某因此成為合作方，出任項目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該項目上伙同建筑商以虛增工程量的方式套取并侵吞工程款300萬元，導致市供銷合作社集體利益嚴重受損。事成之后，王某某將其中100萬元送給蔣旭燦作為“答謝”。

逐一剖析風險點，寧波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介紹：“供銷系統在項目合作對象選擇上把關不嚴，合作以后對項目經營情況、資金使用情況等又監管不力，甘當‘甩手掌柜’，導致投入的資金有去無回，集體資產大量流失。此外，供銷社改制期集體資產處置風險，主要是下屬企業股份改制中，容易出現的低價出讓股份、謀取不法利益導致集體資產流失問題。內部管理風險，則是下屬企業通過空置場所租金、對外借款利息、運輸費用收入和產品銷售返利等形成的‘小金庫’，用途集中在提高員工收入、發放獎勵、彌補職工應交的個人所得稅等方面。”

此外，記者梳理發現，供銷合作社主要通過干部人事任免、資金使用及重大事項決策對下屬企業進行管理，而這些環節均有干部因貪腐問題涉案。

嚴明紀律規矩 扎緊制度籠子

供銷合作系統領導干部腐敗問題查處有何難度？寧波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認為，一是歷史遺留問題較多，問題從形成到予以處置的時間長、跨度大，相關的主要領導、責任領導和相關部門負責人存在職務調整、退休、移民等情況，檔案缺失較為普遍，調查取證難度大。二是改制中出現問題較多，因供銷合作社組織性質、職能職權多次調整，相關主體存續、改制、注銷、合并等情況各不一樣，一些環節的權力運行、管理監督不規范不嚴格，導致一些涉嫌違規、違紀、違法的問題難以追根溯源。三是涉及利益重大且關系復雜，供銷系統資產量大面廣，下屬企業、關聯合作企業較多，關系千絲萬縷，在梳理、界定上存在難度。

腐敗問題持續時間長、涉案人數多、涉及領域廣，安徽省紀委監委辦案人員對此也深有體會。“涉案人員在政治上拉幫結派、排除異己，甚至串通起來對抗組織審查調查，形成攻守同盟；省供銷合作社領導層長期各自為政，分管、分工領域固定，人身依附關系明顯，在經濟利益上相互牽扯；貪腐方式較為隱蔽，有的收受干股后將紅利暫存他處，有的以借款為名渾水摸魚，有的編造虛假業務進行違規借貸。”

防患于未然，才是制勝之策。下一步，如何有效推進該領域正風反腐？

安徽省紀委監委有關負責同志表示，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發揮下屬單位、社有企業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堅持建強基層黨組織不放松，做好政治生態的修復凈化工程，尤其是要建章立制，推進正本清源，選拔那些“黨性強、作風好、有本事、靠得住”的干部到省供銷合作社及其下屬企業任職。

具體而言，要在深化社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從體制機制著手，找準病灶、建章立制，認真梳理社有資產投資、合作、購建、處置等實施過程中的關鍵環節，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和“三重一大”決策機制，建立與績效掛鉤的激勵約束機制，探索實行職業經理人制度，打造企業家隊伍，加強企業內部管理，強化資金管控，完善風險防控，健全違規經營投資責任追究和責任倒查機制，堅決防止個人說了算、搞暗箱操作、不負責的情況發生。

對于完善監督機制，消除權力監督的真空地帶，李國良建議，有關部門要研究、出臺相關政策，明確供銷合作社業務上的主管部門，并明確社有集體資產的管理細則；強化精準監督，重點對“關鍵少數”領導班子成員和“關鍵環節”重大資金決策進行監督，定期調取供銷合作社會議研究重大事項時存在較大異議的事項，重點關注風險高的重大決策；將供銷合作社機關和下屬企業的重大事項向干部職工公布，主動接受群眾監督；梳理主責主業并制定發展規劃，對于盲目投資決策造成巨額經濟損失的情況，研究退出機制及時止損。

多名受訪者認為，應抓緊重點領域和環節相關體制機制改革。尤其是針對土地出讓、工程建設、項目開發等重點領域和招標投標、物資采購、干部錄用、工作調配等腐敗高發易發環節，建立健全廣覆蓋、無縫隙的制度體系，實現工作程序法定化、議事規則制度化，扎緊制度的籠子，減少自由裁量空間，有效堵塞制度漏洞。（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管筱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