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度和內控之三足鼎立（內部流程控制）

有一些朋友很驚訝地問我說，你們財務真麻煩，有了流程和制度，你們硬要再搞出一個內控出來，他們到底有啥區別呢？

對呀，他們到底有啥區別呢？

一、在目標指導下，流程管事，制度管人

我們常說一句管理口訣“流程管事，制度管人，標準鑄文化，數字助決策，團隊打天下。”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目標，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我們會制定各類流程，將目標分解細化為一個個任務（或行為），然后逐個“擊破”，幫助目標的實現，流程最關鍵在分解和細化，很多我們流程沒有做到這一點，導致流程無法落地，不得不“流程再造”。

流程即業務的全過程，從a點開始，到b點，到c點，到d點結束，好比河流一樣，流過高山，流過峽谷，流過平原………流程化就是我們基于重要性原則提取流程中重要節點予以標志說明，以規范和指導業務發生的過程。流程化最佳狀態應該是無論誰來執行這個流程，根據我們的業務流程都能順利完成這個業務（所以我們可以說用流程管事）。一旦我們完成“流程化建設”，我們企業就可以把依賴某個人才轉化為依靠流程自動驅動，把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固化到流程上，而非某個人才身上，避免“大廚陷阱”。

流程強調的是“細節”，但現實過程中我們常常沒有一根竹竿插到底，只是制定了“流程圖”，而非流程，導致按照流程（實際上是流程圖）執行卻無法實現目標。

制度呢？大家可能要問了制度里面也有流程呀，那么制度里面的流程和流程化中的流程有啥區別？還有既然有了流程化為啥還要有制度化呢？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流程是為了管事的，但是流程是由人來執行的，有了流程，但人不按流程走怎么辦呢？這時就要呼喚另一條“神龍”———制度，用制度規范人的行為，不按流程走或者不認真走就予以懲罰，執行的好就予以獎勵。當然制度也要明確相關流程的行為執行標準、獎懲標準、成本費用標準、時效標準、表單證據鏈標準等。所以我們說“制度管人”，同時制度里的流程其實跟流程化中的流程其實是一個東西。

流程化最重要的是跨部門的流程的鏈接和溝通，不要各自為陣，淪為一群烏合之眾（所以我一直強調三化建設要有一個特別小組專門負責并協調推進）；

制度化最重要的是隨著時空變化而調整。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于制度的底層邏輯：制度的最終歸宿并非被一直遵守，而是等待牛逼的人出現來打破和優化。

現在問題來了，有了流程和制度似乎企業的標準化建設要素已經齊全，為啥還要召喚另一條“神龍”—內控呢？

二、內控的力量

流程用于管事，制度為了管人。現實中會存在這種情形：就算制度規定了如果不按流程執行（或執行不到位）就予以懲罰，還是有人不按流程執行（無心的或純粹為了舞弊），畢竟是有情的人去執行無情的流程和制度，這時制度和流程就失效了！怎么辦，只能召喚“內控”這條神龍了。

內控就是在流程（特別是流程中容易出現風險的節點，內控是以風險為導向的。）中加入一些方法、程序、機制或者機器等，確保就算執行流程的人不按流程執行，我們依然能得到預期結果。內控本質是牽制、監控和激勵，保證執行流程的人想犯錯都犯不了，因為內控把我們犯錯的條件和機會拿走了。正如我們政府常說的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內控就是這個籠子。

舉個實務例子，財務人員在財務系統做憑證和復核憑證的人在良好內控下是兩個不同的人，復核的人只有審核的權力，是不能刪除憑證的，但如果這個復核的人硬要刪除憑證怎么辦？也刪除不了，因為財務系統已經設置了復核的人不能刪除憑證，哪怕你想刪除，系統只會提醒你“對不起，您無權刪除憑證”。這個流程中，內控就是這個系統設置，這個系統設置就把復核這個人不想按流程走的條件拿走了，你不想按流程也得按流程走………

再舉個實務例子，比如我們倉庫存放了價值幾千萬的存貨，為了確保存貨的安全（目標）—不被偷盜，流程要求存貨管理員下班前必須上鎖，同時制度規定如果不上鎖，罰款500，出現損失要損失額賠償。但人是一個有情緒的動物，如果那天心情不好，比如失戀了，忘記上鎖了，怎么辦？如果我們在這個流程中加入一個內控程序—在倉庫門口和倉庫里面安裝一個監控器（當然我們還可以采取其他內控程序，比如自動上鎖、安排另外一個人下班前來檢查等。）這樣即使這個流程沒有執行，我們的目標依舊能夠實現，這就是內控的力量。

最后舉個社會的案例，我們知道我們為了實現“法治社會”（目標），我們會打擊各種犯罪和犯法行為，這個流程就分為針對打擊犯罪犯法的法律法規條例地制定（立法環節，類似公司的制度。）偵查犯罪犯法行為、抓人（執法環節）、審判（司法環節）這幾個節點過程。人是一個復雜、有情緒有感情的動物，如果一個人抓了犯罪犯法人員，由于犯罪犯法的人是自己親戚（或者其他利益關系存在），他不按這個流程走（或者按這個流程走但正確執行這個流程），我們的目標就無法實現了。國家于是在這個流程加了一個內控：把立法、執法和司法三權分立，把立法權賦予全國人大或相關授權機構，把執法權賦予給公安機關，把司法權賦予給法院等司法機關，這三個機構相互牽制，從而最大可能地完成我們“法治社會”的目標。